2004 © Maxim Tabachnik
自公元2世纪起，随着土葬逐渐普及，石制棺椁催生了一种新的图像语言。在这些雕刻华丽的连续浮雕上，上层阶级通过寓言展示自己的学识，并颂扬逝者的道德品质。大约在公元170年之后，出现了带战斗场景的石棺，它们借鉴了希腊化艺术中广为人知的神话战争题材。从马可·奥勒留统治时期到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早期，大约已知二十件此类石棺，与对夸迪人和马科曼尼人的战争时期相吻合。这些石棺的出资者是皇帝随从中的高级军官，他们委托制作这些纪念碑，以便在自己的墓上彰显他们的 virtus——勇气、卓越与领导力。他们希望自己被同时铭记为战功卓著的统帅和堪为典范的罗马公民。
在罗马的城市住宅（domus）和郊外别墅中，花园是精心设计的景观，由树林、小溪、水池和观赏植物构成，并以雕塑和马赛克加以点缀。诸如美杜莎马赛克、巴克科斯（狄俄尼索斯）马赛克以及带有丰饶之角的四季马赛克等作品，唤起了神圣与田园的意象，将这些空间变成大自然的戏剧舞台。大理石花瓶、小型方形浮雕和喷泉雕像常常呈现牧歌场景、林木神祇和神话生物，模糊了私人花园与神圣树林之间的界限。狄俄尼索斯在这些装饰方案中尤受青睐。作为葡萄藤、葡萄酒、戏剧和狂喜转化之神，他体现了自然的生命能量，以及在植物生长中可见的重生力量。他的侍从——迈那得斯（酒神女祭司）和萨堤罗斯（山林半兽人），以及阿耳忒弥斯、潘等神祇，共同充实了花园图像，赞颂宴饮、醉意与欢庆。神话传说中，狄俄尼索斯教会人类如何栽培葡萄和酿造葡萄酒，这一神圣礼物使人们得以忘却烦忧。在节庆中上演的关于他的戏剧故事催生了希腊悲剧与喜剧，而罗马文化后来也吸收了狄俄尼索斯与戏剧世界之间这种紧密联系。因此，面具、演员雕像以及带有舞台图像的浮雕，非常适合用在受这位多面神启发的装饰体系中。
自公元2世纪起，为土葬而制作的大理石石棺催生了一种新的具象语言。在其雕刻华丽的连续浮雕中，上层赞助者通过将逝者置于寓言式叙事中来展示学识与德性。战斗石棺借鉴了希腊化艺术中英雄战斗的场景，大约在公元170年后开始出现，正值罗马与夸迪人和马科曼尼人交战之时。那些与皇帝并肩作战的高级军官委托制作这些纪念碑，以便他们的 virtus——勇气与道德卓越——能被永远颂扬。
一件于1931年在提布尔蒂纳大道附近出土的纪念性作品，将战斗场景分层排列。在中心位置，一名罗马骑兵在士兵、长矛和战马交织的混战中凯旋前进，体现出普世胜利者的理想形象，罗马人击倒并压倒他们的敌人。在画面两端，成对被制服的蛮族低垂着痛苦的面容，警示那些抵抗罗马者将面临的命运。深刻的雕凿与强烈的明暗对比，进一步强化了冲突的戏剧性。
侧面的浮雕展示了战斗之后的情景：一侧，蛮族俘虏在罗马士兵的押解下，走过架在河上的浮桥；另一侧，战败的首领向罗马军官屈服。棺盖的浮雕带由戏剧面具框起，在中央以握手（dextrarum iunctio）的方式向逝者及其妻子致敬：她的德性体现在家庭领域，她在教育子女；他的德性则体现在公共领域，他接受敌人的投降，展现出勇敢与宽仁（clementia）。主要人物的面孔被刻意留白，等待根据这对亡者夫妇的真实相貌加以雕刻。受马尔库斯·奥勒留柱浮雕场景的启发，这件石棺被定年为约公元180年。上缘的军旗——第四弗拉维亚军团（Legio IIII Flavia）的鹰与第一意大利军团（Legio I Italica）的野猪——可能表明逝者是奥卢斯·尤利乌斯·庞皮利乌斯，这位军官曾在马科曼尼战争期间指挥来自这两个军团的骑兵分队。
安提诺乌斯化身西尔瓦努斯的大理石浮雕
这件浮雕（公元130–138年）的特写展现了安提诺乌斯——皇帝哈德良的宠爱之人——被刻画成罗马林地与田野之神西尔瓦努斯。雕刻精细的衣褶以柔和自然的褶皱贴合身体，呼应了哈德良时代罗马所推崇的希腊理想。衣下年轻的躯体暗示着安提诺乌斯被理想化的美貌。在他于尼罗河中神秘去世后，哈德良将其神格化，而像这样的形象推动了遍及帝国的、纪念他的广泛身后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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