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 Maxim Tabachnik
早期近代文化探讨虚空（vanitas）这一主题——也就是美貌、财富与权力皆为转瞬即逝的幻象这一观念。无论是静物画、肖像画，还是圣徒生平画作，都强调生命的短暂以及感官的欺骗性。巴洛克图像服务于宗教虔敬：其戏剧性与舞台感旨在激发情感，使沉思最终导向道德行动。人生被视为一场舞台表演，而图像则提供指引，帮助人们识别感官如何将我们误导。
宗教改革之后，社会对道德行为变得格外警惕。与圣体节相关联的炼狱，象征着一个由战斗的教会、炼净的教会和凯旋的教会共同构成的统一团体。炼狱的图像将这一相互联结的整体具象化：圣徒为亡灵代祷，也惠及正在观看的生者。这些作品为信徒的内心斗争作好准备，敦促他们通过反思以及对基督受难的效法来对抗自身的情欲。
在16—17世纪，个人主义的兴起重塑了家庭生活，以由父母与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取代了中世纪的大家庭。天主教视觉文化引入圣家作为社会关系的德性典范，倡导童年的价值、圣事婚姻的重要性，以及家庭亲密关系的理想。
巴洛克艺术产生于一个关注灵魂得救、又不信任感官享受的社会。近代虔敬运动（Devotio moderna）通过默想与自我省察来提倡内在的道德约束，培养看透表象的修行——即所谓的醒悟（desengaño）。绘画在图像之下隐藏着默想主题，帮助信徒分辨属灵真理。圣母玛利亚是殖民社会中最核心的崇敬对象之一，她体现了诸如圣母无染原罪、三位一体，以及顺服与信德之奥迹等神学观念，同时也提供了贞洁与虔敬的理想典范。
特伦托会议之后，对圣徒的敬礼成为教会政策。圣徒为统一的共同体树立德行典范，绘画旨在唤起情感一致性，引导观者与他们认同。一些圣徒承担特定职责——抵御地震或瘟疫；另一些则表达新兴的克里奥尔身份，如圣若望·内波穆切诺。尽管主题宗教化，这些图像却揭示了殖民地的关切：对疾病的恐惧、传教的紧迫性，以及对死亡的焦虑。
现代世界继承了中世纪关于身体是不洁物质的观念。从口述文化向书写文化的转变，在印刷术的传播和16世纪剧烈动荡的推动下，催生了一种新的个人意识，聚焦于身体护理、礼仪规范与社交往来。同样，神秘主义也强调，与神圣接触必须通过肉身经验来实现。巴洛克时期的灵修实践将出神状态、疾病以及身体的苦修视为通往净化之路，推崇圣徒为受苦的典范：他们的身体成为教导效法的榜样，并以观照神圣的奖赏作为应许。
圣依纳爵·罗耀拉的神操为信徒提供了一种通过内在的、主观的宗教体验与神圣相连的方法。这一实践首先依靠想象力，由大声朗读神操来激发，随后又通过印刷文本和绘画图像在记忆中得到强化。为了构想一个地方——天堂、炼狱或地狱——依纳爵指示修行者运用视觉、嗅觉、触觉和听觉的感受来形成心中的图像。这种对感官的自律性运用塑造出一种能够感知神圣、并培养个人灵性觉悟的内在生命。
殖民时期的精英女性只有两条道路：进入修道院或结婚，而这两者都不是出于自由选择，因为父亲决定女儿的命运。修女构成了社会机体中被指定为众人得救而受苦的那一部分。因此，苦修与受难至关重要：当修道院中绽放出圣洁之花——如利马的罗莎、基多的玛丽安娜·德·赫苏斯，或波哥大的赫特鲁迪斯·德·圣伊内斯——社会便会得到上帝的奖赏。至18th c.中叶，人们已习惯为这些女性画像：她们以堪称典范的苦修生活，并以圣德之名去世。画中她们身着所属修会的会衣躺卧，有时头枕一块砖——象征极端的忏悔——或枕在靠垫上。胸前的徽章显示她们所奉献的对象。面容呈现个人美德，而周围的花卉则揭示特定品格：红玫瑰代表热情与苦修，百合代表贞洁，康乃馨代表爱，白罂粟代表神圣的无知，茉莉代表恩典与处女般的优雅，紫罗兰代表谦卑，等等。若在临终时为其加冕，则意味着她们获得了与基督——其神秘的配偶——永恒结合的奖赏。在通往新生命的过渡中描绘她们，加冕了其诸德的完成。
十二岁的蒙娜丽莎费尔南多·博特罗
在这幅充满奇思妙想的再创作作品（1959）中，博特罗将达·芬奇的标志性主角变成了一个丰腴的孩童。作品以他标志性的“博特罗风格”创作，将戏仿与致敬融为一体。灵感源自一位清洁工的评论，这幅画帮助开启了博特罗的艺术生涯，赞颂夸张的形体，既作为幽默的工具，也作为艺术身份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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