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 Maxim Tabachnik
早期近代文化探讨虚空（vanitas）这一主题——也就是美貌、财富与权力皆为转瞬即逝的幻象这一观念。无论是静物画、肖像画，还是圣徒生平画作，都强调生命的短暂以及感官的欺骗性。巴洛克图像服务于宗教虔敬：其戏剧性与舞台感旨在激发情感，使沉思最终导向道德行动。人生被视为一场舞台表演，而图像则提供指引，帮助人们识别感官如何将我们误导。
宗教改革之后，社会对道德行为变得格外警惕。与圣体节相关联的炼狱，象征着一个由战斗的教会、炼净的教会和凯旋的教会共同构成的统一团体。炼狱的图像将这一相互联结的整体具象化：圣徒为亡灵代祷，也惠及正在观看的生者。这些作品为信徒的内心斗争作好准备，敦促他们通过反思以及对基督受难的效法来对抗自身的情欲。
在16—17世纪，个人主义的兴起重塑了家庭生活，以由父母与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取代了中世纪的大家庭。天主教视觉文化引入圣家作为社会关系的德性典范，倡导童年的价值、圣事婚姻的重要性，以及家庭亲密关系的理想。
巴洛克艺术产生于一个关注灵魂得救、又不信任感官享受的社会。近代虔敬运动（Devotio moderna）通过默想与自我省察来提倡内在的道德约束，培养看透表象的修行——即所谓的醒悟（desengaño）。绘画在图像之下隐藏着默想主题，帮助信徒分辨属灵真理。圣母玛利亚是殖民社会中最核心的崇敬对象之一，她体现了诸如圣母无染原罪、三位一体，以及顺服与信德之奥迹等神学观念，同时也提供了贞洁与虔敬的理想典范。
特伦托会议之后，对圣徒的敬礼成为教会政策。圣徒为统一的共同体树立德行典范，绘画旨在唤起情感一致性，引导观者与他们认同。一些圣徒承担特定职责——抵御地震或瘟疫；另一些则表达新兴的克里奥尔身份，如圣若望·内波穆切诺。尽管主题宗教化，这些图像却揭示了殖民地的关切：对疾病的恐惧、传教的紧迫性，以及对死亡的焦虑。
现代世界继承了中世纪关于身体是不洁物质的观念。从口述文化向书写文化的转变，在印刷术的传播和16世纪剧烈动荡的推动下，催生了一种新的个人意识，聚焦于身体护理、礼仪规范与社交往来。同样，神秘主义也强调，与神圣接触必须通过肉身经验来实现。巴洛克时期的灵修实践将出神状态、疾病以及身体的苦修视为通往净化之路，推崇圣徒为受苦的典范：他们的身体成为教导效法的榜样，并以观照神圣的奖赏作为应许。
圣依纳爵·罗耀拉的神操为信徒提供了一种通过内在的、主观的宗教体验与神圣相连的方法。这一实践首先依靠想象力，由大声朗读神操来激发，随后又通过印刷文本和绘画图像在记忆中得到强化。为了构想一个地方——天堂、炼狱或地狱——依纳爵指示修行者运用视觉、嗅觉、触觉和听觉的感受来形成心中的图像。这种对感官的自律性运用塑造出一种能够感知神圣、并培养个人灵性觉悟的内在生命。
殖民时期的精英女性只有两条道路：进入修道院或结婚，而这两者都不是出于自由选择，因为父亲决定女儿的命运。修女构成了社会机体中被指定为众人得救而受苦的那一部分。因此，苦修与受难至关重要：当修道院中绽放出圣洁之花——如利马的罗莎、基多的玛丽安娜·德·赫苏斯，或波哥大的赫特鲁迪斯·德·圣伊内斯——社会便会得到上帝的奖赏。至18th c.中叶，人们已习惯为这些女性画像：她们以堪称典范的苦修生活，并以圣德之名去世。画中她们身着所属修会的会衣躺卧，有时头枕一块砖——象征极端的忏悔——或枕在靠垫上。胸前的徽章显示她们所奉献的对象。面容呈现个人美德，而周围的花卉则揭示特定品格：红玫瑰代表热情与苦修，百合代表贞洁，康乃馨代表爱，白罂粟代表神圣的无知，茉莉代表恩典与处女般的优雅，紫罗兰代表谦卑，等等。若在临终时为其加冕，则意味着她们获得了与基督——其神秘的配偶——永恒结合的奖赏。在通往新生命的过渡中描绘她们，加冕了其诸德的完成。
亚当与夏娃费尔南多·博特罗
这两尊1999年的青铜雕像以博特罗标志性的丰盈风格重新想象了圣经中的第一对人类。它们宁静而夸张的形体剥离了神话中的罪责与戏剧性，以一种既俏皮又庄重的方式，呈现对纯真、肉身以及肉体与精神之间永恒张力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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